公司投资是推动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而企业投资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企业能否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持续发展。目前，学者们对于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因此，将主要基于宏观政策环境、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机制等外部制度环境，以及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和管理层激励等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
1.外部制度环境
关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外部制度环境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政策环境、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机制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国内外有关宏观政策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大多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方面展开。货币政策方面，大部分研究均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进而能够提高投资效率。例如，He等考察了货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总体上增加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投资机会，进而缓解其外部融资约束，提供投资效率。
李小林等也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信贷可得性和现金流，改善了投资不足企业的投资效率，但经济不确定性会弱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产业政策方面，学者们发现产业政策并未对投资效率起到积极影响。
黎文靖和李耀涛研究发现，以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产业政策对投资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税收征管能够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Yong和Lee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税收优惠在企业投资效率中发挥重要作用。
市场化进程方面，大多数文献均是将市场化进程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现有研究中，直接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市场化程度与政府干预程度具有反向变化趋势，因此也有学者从政府干预的视角进行了相关研究。
陈德球等认为，在政府官员强行干预下，企业可能会选择一些投资收益为负的项目进行投资，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产品市场竞争带来的竞争压力有助于降低管理层的控制权私利并促使其努力寻找具有投资潜力的项目，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的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往往越高。
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和法律保护机制也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金融发展方面，Allen等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解外部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国内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李延喜等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较小，因此能够缓解投资不足，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李红和谢娟娟发现，金融发展对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均有积极作用，并且金融发展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在我国数字金融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王娟和朱卫未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提高了信息的可达性，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
法律保护机制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法律保护机制越健全，企业投资效率越高。例如，Tran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法律保护机制越健全的地区，该地区公司的投资效率越高。另有部分学者考察了地区法律水平的调节作用。例如，徐明亮和袁天荣发现，较高的地区法律水平能够增强交错董事会条款对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Garcia等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更优和法律执行更好的国家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2.内部公司治理
关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内部公司治理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以及管理层激励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有关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从股权性质来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了扩大就业、保障社会稳定等政策性负担，因此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陈艳将国有控股划分为国家控股和国有法人控股两部分，研究发现国有法人控股与投资效率正相关。简建辉和黄平将国有企业细分为地方国企与中央国企，研究发现非效率投资行为主要存在于地方国有企业中。
其次，从股权集中度来看，大部分学者均认为股权集中度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即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高。Wang等发现股权集中度通过影响第一类代理成本和信息环境显著提高了我国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且在决策权分散、外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投资效率积极作用更加明显。但也有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加剧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可能利用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从而损害企业投资效率。
最后，从股权制衡度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股权制衡通过内部牵制，能够限制股东侵占行为，显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李井林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进而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股权制衡仅仅限制了控股股东控制权私利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却无法缓解企业投资不足。
有关董事会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独立董事比例来看，部分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和咨询功能，能够利用其行业专长提升董事会决议的效率和质量，进而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其次，从董事会规模来看，部分学者发现，过大的董事会规模容易使得企业决策程序变得缓慢，不利于其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因此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投资效率负相关。再次，从两职合一来看，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可能引起管理层的权力过度集中，董事会监督职能无法有效发挥，进而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
最后，还有部分学者从董事特征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许泽君以中组部发布的18号文件作为外生冲击，研究了官员独董离职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官员独董离职会造成民营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引发投资不足。谢柳芳等发现，具有审计背景的董事在审计“审慎”思维的影响下容易出现投资不足。Shin等以韩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女性董事的保守和谨慎等个人特征会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从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
管理层能力和管理层权力也对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Garcia等发现管理层能力与投资效率正相关，并且上述正相关关系在董事会效率更高、投资者保护更优和法律执行更好的国家中更为明显。Gan探讨了高能力CEO与低能力CEO在投资决策方面的行为差异，发现CEO的管理能力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
从管理层权力来看，管理者权力是管理层获取私有收益的一种工具，因此管理层权力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谢佩洪和汪春霞。白俊和连立帅(和谭庆美等(认为，管理层岀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倾向于通过管理层权力将资源投入到自己擅长的项目上以构建“企业帝国”，因此丧失其他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
管理层激励方面，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等针对管理层的激励措施也对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薪酬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增加薪酬待遇能够产生利益趋同效应，有效降低代理成本。
辛清泉等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激励水平不足导致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刘星和台文治以年实施的央企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该薪酬改革方案增加了企业投资过程中的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了央企的投资效率。
管理层特征方面，管理层是企业投资活动的王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因此，管理层个人特征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比如年龄、性别、学历以及任期等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越高，其管理阅历越丰富，对投资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更为清晰，表现岀较为稳健的投资风格，因此投资效率较高。
姜付秀等认为，管理者的风险承担能力随年龄增大而下降，因此年龄较大的高管较少发生过度投资行为。任期方面，林朝南和林怡从专用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发现高管通过任期内的在职培训等能够增加其特殊经验。因此，高管的任期越长，越能够规避个人喜好造成非效率投资马彩凤和彭正银。
学历方面，谭庆美等研究发现高管的学历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表现岀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进而导致非效率投资。性别方面，高管性别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仍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女性更加遵守道德规范并且投资风格更加稳健，因此女性高管比例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高。但也有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被动，因此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女性高管对董事会的治理可能流于形式，容易使得公司陷入少数人控制从而导致非效率投资。
此外，高管过去的经历也对投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视角包括海外经历、从政经历、金融领域的工作经历以及早期创伤经历等。海外经历方面，海归型高管能够更好地运用国外积累的知识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的投资效率更高。
金融背景方面，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通过积累投资经验和相关人脉，更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更好的风险控制系统，进而提高投资效率。沈维涛和辛晓雨则发现高管早期的创伤经历使其更加厌恶风险，因此倾向于规避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从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