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月放寒假以来，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大学生孟晓涵已上网课10个月，期间只有极少数几次回学校上课。
“我觉得我的人生在年年底停摆了，到现在都没有重启。”11月下旬一天晚上，她与大学朋友打电话，接通一瞬间，两人就开始隔着电话“抱头痛哭”，她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互相倾述内心的压抑感与节奏错乱的大学生活。那晚，她睡得不好，睡眠只持续三个小时。
孟晓涵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随着今年疫情形势的严峻及波及面的广泛，与很多高校一样，孟晓涵所在学校全体学生上半年没有返校，线上完成了春季学期的学习；秋季学期9月5日开学、返校，却很快因为出现一例感染者，学校继续封控。之后，学校解封后，学生出校需审批报备。11月中下旬，因北京出现疫情反弹，学校通知学生，希望大家尽快回家。
“今年我只上了6次线下课。我的感觉就是，当生活秩序停摆的时候，我的精神也停摆了。不管是回校上课还是居家期间，我都无法做一些让自己快乐、充实的事情，我只想躺着。”她说。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提出各地各校要坚决落实科学精准防控要求，没有疫情的学校要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有疫情的学校要精准划定风险区域，风险区域外仍要保证正常的教学、生活等秩序。
随着这场大流行持续，新冠疫情之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比如，在英国，根据《卫报》今年5月份的报道，来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最新数据显示，遭遇心理问题、正在治疗或者等待治疗的儿童与青少年2月份已经达到了42万人，达到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在美国，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与年相比，年12~17岁青少年因心理健康原因就诊比例增加了31%；此外，青春期女孩中，因进食障碍就诊人数增加了一倍，因抽动障碍就诊人数增加了两倍。
焦虑与抑郁感何来？
孟晓涵这一届学生的大学生活开始于年。18岁生日时，她刚刚迈入大一，她在家里自己的书桌前许愿，希望疫情尽快消失，但当她已经20岁时，愿望依然没有实现，而她的精神状况却日渐恶化。
她11月25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手上还有4、5个期末作业要赶，但自己却无法集中注意力，只要坐下来，就感到抑制不住地想哭泣，“昨天基本上一直在哭，今天也觉得很崩溃”。更为严重的是，她已经出现了一些轻生的念头。
据孟晓涵观察，她认识的同学和朋友中，这种精神状态不健康的现象不是孤例。她的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已经诊断出患上了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症，并伴有非常明显的失眠、胃痛。
疫情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很具体的，这些影响也成为他们焦虑的主要压力源。今年4月份，复旦大学大三学生刘萌原本打算报名6月份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但是该考试因疫情原因延期之后，到现在也不确定何时可以恢复，这让她无法安排备考时间。11月28日、29日，北京、黑龙江先后通知原定于12月10日举行的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延期。
因为转为线上授课，期末考查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考试变为交期末论文。对刘萌来说，意味着要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10篇论文，学业压力陡增。她说，有时候赶作业，可能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此前每两天做一次核酸，使得前一天再晚睡，也要在早上6、7点起床做核酸，打乱了个人作息。所有这些变化，都让刘萌陷入到持续焦虑中。
据世界卫生组织年3月发布的科学简报，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发生率大幅增加了25%。百度指数显示，今年3月以来，上海居民对“心理咨询”的搜索激增。最近一个月，“心理咨询”热度大概同比上升了%。
新冠疫情正在掀起一场心理及精神层面的危机。“疫情或者是灾难事件，影响的绝不仅限于直接受灾的那些人或者被感染者。”首都医科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主任医生郑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新冠疫情来说，被隔离的、居家的、不能正常上学的人群，都属于受到影响的人，可以说疫情带来的心理震动波及所有人。
郑毅指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大家已达成共识，新冠疫情持续的时间如此之久，对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负面作用，已从当下过渡到长期。对灾难性事件来说，急性期影响可能是一些灾难性的无助、生活无规律等各方面的混乱状态；长期来说，可能会出现情感交流的障碍、记忆力变差等，甚至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影响，比如肥胖、肾上腺皮质激素等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大脑发育的异常等。
青少年是更为脆弱的群体。郑毅在临床中观察到，就诊者主要分为两类，小学生以行为问题比较突出，比如注意力集中问题、攻击行为、交往困难等，年龄大一些的青少年，则主要是表现为焦虑、抑郁、网络成瘾问题等。今年4月，中科院院士、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院这两年因心理疾患就诊的病人中，青少年增加了30%。
~年，全国普通本科、职业本专科共招生超过万人。这余万名“00后”，被称作“疫情时代的大学生”。若计入在校生，全国受疫情潜在影响高校生可达万人。陆林等学者在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旨在评估大流行期间，学校长期停课情况下，学生心理健康和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从年6月~7月调查武汉30所高校1.1万余名大学生的情况来看，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率高达41.5%，焦虑症状32.58%，失眠症状35%。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年11月份，他的团队调查了三十多万名中国的中小学生，发现因心理问题导致的伤害上升了很多，孩子们出现“四无”心理：学习无动力，没有家长和老师逼着就不爱读书；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社交无能力；以及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年，来自加拿大的学者对包括全球8万余名未成年人的29项研究进行荟萃发现，年1月到年2月期间，在临床中观察到，未成年人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总患病率约分别增加了25.2%和20.5%；这一群体中，与大流行前的估计值相比，患病率翻了一番。对统计方法进一步改进后显示，大流行后期，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女孩患病率更高。这篇文章年8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期刊》上。
“心理脆弱”人群遭遇外在冲击
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青少年在精神心理卫生领域，原本就被划分为“心理脆弱”人群，因为他们处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产生适应性的行为，对外界变化更加敏感；而且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正好在情绪和体力方面都比较充沛。这种情况下，疫情的暴发、相关的防疫措施及居家学习等外在事件，客观上加重了环境带来的心理应激。
郑毅也指出，疫情居家情况下，青少年群体缺乏同龄人的交流、支持，充沛的精力和敏感的情绪难以得到疏导，独处情况下情绪容易失控。此外，大学生群体除了要面临疫情限制带来的压抑、学业压力等，还要开始考虑自我探索、毕业之后的前途等问题，在就业机会减少背景下，他们感到的困难和困惑就更多。
今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的文章中写道，由于中小学和大学长期关闭，年轻人很容易受到社交孤立和交往脱节的影响；对一些儿童青少年来说，被迫待在家里可能会增加家庭紧张感或被虐待的风险，这些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因素。
年，一篇发表在《神经精神药理学与生物精神病学进展》上的文章指出，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从进化角度来看，社会纽带的形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保证健康的认知、情感、内分泌和免疫发育的基础。正常情况下，保持社交距离对人类说来是不自然的。
这篇论文进一步阐述，对于青少年来说，其中枢神经系统处于一个脆弱的发育窗口期，在关键时期发生任何应激性挑战，都可能引发短期和长期的认知和行为损害。纵向研究表明，青春期社会孤立等心理压力源的存在，与生命后期高水平的C反应蛋白显著相关。C反应蛋白是一种常见且易检测的炎症指标，表明身体对“有毒压力”的反应。
意识到新冠疫情可能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显著压力，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袁杰所在的心理学院，早在年初便开通“心晴热线”，为受疫情影响的公众提供心理援助。今年11月，在广州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华南师范大学“心晴热线”又增加了一条热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对学生家庭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团队接到很多学生家长和学生的求助电话。
比如，一个典型的来电求助者是这样的：一位高三的女生，本就面临着高考沉重的学业压力，居家上课之后，还要处理和父母之间的紧张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堆到了一起，让这个学生难以承受和排解。
如果将一个人的心理承受力与抗压性比作“心理免疫力”，那么，谢斌指出，决定这种心理韧性的建设是多方面的，包括个性特质和认知模式、家庭环境、人际交往及社会支持网络等。家长、同伴、同学、学校等要素，构成了一个青少年比较核心的生态系统，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会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走向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加重青少年疫情期间心理问题的一大因素，谢斌指出，就是成年人，尤其是家长。他们本身在疫情中就面临着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恐慌、对生活的不满等，这些负面情绪容易传导到青少年身上，使得他们产生“感应性的焦虑抑郁”。
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曾多次参与过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指导，也专门赴澳大利亚学习过灾难精神卫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在访谈和了解灾后受影响的孩子时发现，即便都遭遇同一个公共应激事件，此前家庭支持较好、生命经历较健康的孩子，有更好的应对心理危机的能力。与之相对，一些青少年可能之前就有心理健康问题或者苗头，疫情背景下，心理问题更容易被激发和加重。
“心晴热线”的来电里，最多的是家长。疫情期间，他们发现孩子有许多情绪和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过分沉迷于手机，把自己关在房间、拒绝沟通等。袁杰说，家庭里，大家原来相安无事，居家隔离时会在一起，学生与父母间的一些冲突容易被放大，产生对立紧张的家庭关系，甚至爆发激烈的对抗。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杨彦平学者年4月初对上海余个青少年家庭开展了线上调查，发现在上海疫情最为严峻的4月，因为长时间居家，亲子关系不和谐的比例明显高于前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