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金独立是智库保持竞争力、独立性和影响力的先决条件，但目前对中国智库的经费研究和深入调研仍然较少。国际知名智库的经费来源往往较为多元化，且大部分智库资金都投入到了项目研究中。对中国国家高端智库的经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中国智库普遍存在资金运营情况高度不透明、统计口径与指标衡量混乱、缺乏单独的资金运营情况说明、高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经费支出分类较为粗略、行政管理支出过高、部分智库经费结余过甚等现象。本研究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应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从经费机制上更好地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加强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
1.引言
资金独立，是智库永续发展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其保持竞争力、独立性和影响力的基础[1]。作为一种独立的、相对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智库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分析和创造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具有深刻影响的知识产品[2-3]，研究领域涵盖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4]。中国科协原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在鉴别智库优劣的十二条标准中明确指出，充裕的经费资源是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必要条件之一[5]。从竞争力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足的资金是智库开展活动的先决条件，智库的运营和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只有资金雄厚，智库才能获取优质的数据资料和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招揽优秀人才进行全面深入的政策研究，从而吸引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力，发挥其影响力。经费是否充足，将直接影响智库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人员的智力支持、智库成果的传播，等等[6]。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我国仅有八所智库跻身百强，无一进入前十名，可见，我国智库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竞争力还有待加强，无论是官方智库还是非官方智库或半官方智库，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特别指出，要深化智库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资金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智库运行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因此，本研究拟梳理和总结国际、国内智库的经费运营模式，剖析智库的筹资渠道、经费支出形式，为构建更合理、更高效的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经费运营模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2.文献回顾
相对于智库机制建设、影响力评价、人才培养与激励等研究，目前对智库经费运营的研究相对较少。以研究对象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着重于对国外智库经费运营模式的介绍和概述。张旭[6]、田山俊[7]、张文珍[8]等人介绍了美国智库筹资的机制和市场运营；程永明介绍了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渠道[9]；方婷婷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例，介绍了高校智库的经费运营机制[10]。这些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智库的经费运营模式进行梳理总结，为中国的智库经费运营提供可供参考的国际案例。第二类是对中国智库经费运营模式的探索，但多集中于对社会智库经费筹措的研究。由于中国的党政军智库、高校智库和研究机构智库大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相对稳定，而社会智库资金短缺且可持续性差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目前针对中国智库资金运营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社会智库的探讨。苗绿和王辉耀对中国智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渠道进行了初步探索[11]，李迅针对社会智库的筹资渠道、影响因素和机制构建进行了分析[12]。杨宝强和钟曼丽从《中国智库名录》和“中国网”中测算了家社会智库的筹资能力，并通过影响因素分析等探讨了提升其筹资能力的策略[13]。应验针对社会智库资金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建议[14]。第三类是中外智库经费运营模式的对比研究。熊励和陆悦通过对美国知名智库和中国智库的融资模式进行对比研究，解释了国际经验对中国智库融资的启示[15]；谭锐和尤成德基于经费收支视角，对智库组织治理进行了中美比较分析[16]。
整体来看，国内对智库资金运营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智库的经验梳理上。这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从国外智库本身来看，其独立性较强，且多接受个人和企业的捐赠，社会对其监督管理也更为严格，因此经费较为透明，许多智库都有公开的财务年度报表，研究资料易于获取；从中国智库现状来看，目前中国的智库仍以官方或半官方智库为主体，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支出也基本严格按照财政预算，因此具体的经费数据较难获得，且财政制度的桎梏较多。基于此，目前对中国智库经费运营的模式仍然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本研究将以资料透明度最高、影响力最大、最能代表中国智库发展水平的中国高端智库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经费运营现状，探讨中国智库的经费建设之道，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相应的建议。
3.中外智库的经费运营现状
3.1国际智库资金的来源与支出
纵览国际知名智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保证智库长久运营和研究公信力的基础[11]。国际智库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三方面：社会捐赠、市场运营收入、政府拨款。
（1）社会捐赠。主要包括基金会捐赠、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美国智库在20世纪80年代的数量激增，这与基金会对政策研究机构的广泛资助密切相关；美国繁荣的慈善基金文化，孕育了众多的智库。许多基金会不但是智库的创办人和出资者，而且为智库派驻人员，以恪守组织创立时的使命和宗旨，保证智库发展方向和运营效率，如布鲁金斯、胡佛、卡内基等智库最早都是由创始人的基金会资助成立的，基金会在后续也成为智库持续的捐赠者。企业资助智库，多源于商业利益的动机。智库丰富的信息资源和顶尖的复合型人才，既可以为企业提供重要信息咨询，也可以为企业与政府官员搭建潜在的沟通平台，让企业领袖通过智库的培训和会议获得与官员的互动机会，这极大地鼓舞了与政策密切相关企业的捐赠热情。例如，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智库”之称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简称CSIS)，其最大的资金来源就是企业捐赠。年，该智库的企业捐赠为.2万美元，占当年总收入的34%，其中埃克森美孚石油总公司和赫斯公司的捐赠均超过万美元[7]。依靠个人捐赠来支持运营的智库，往往都有强大的筹款能力，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年，传统基金会通过直邮、电话、网络、广播、电视等宣传方式收到个人捐赠万美元，占全年运营收入的60%以上；与传统基金会类似，卡托研究所年通过直邮收到个人捐赠也高达.9万美元，占全年运营收入的70%以上[17]。个人捐赠最大的利益驱动来自于捐赠人既可以依据法律获得一定的免税优惠，还可以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智库研究成果。此外，通过联合项目的途径也可以让智库与投资者之间基于更为牢固的利益纽带建立长期互信协议，例如摩根大通公司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合作项目“全球城市计划”[18]。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智库，还会接收到国际捐赠[16]。
（2）市场运营收入。这主要包括项目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智库的项目收入，主要是来自政府项目合同和企业项目合同。兰德公司年的财务报表显示，其3.57亿美元的总收入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各政府部门和军队的项目合同收入，慈善捐款和其他收入占比不大（如图1所示）。与兰德公司类似，海军分析中心（CenterforNavalAnalysis，简称CNA）、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CancerInstitute，简称NCI），高等航空系统开发中心（CenterforAdvancedAviationSystemDevelopment，简称CAASD）也非常依赖政府合同所带来的收入。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合同虽然稳定，但也意味着政府的需求决定了智库的研究内容和优先级[19]。投资收益主要是智库成立的基金投资收益和其他投资（如房地产）收益等。例如，日本的“后藤·安田东京市政调查会”，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年10月建成专用的“市政会馆”的租户和租借会场带来的收益[6]。许多国际智库的运营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市场化运作，如会员费、出版物、研修培训费、会场租赁等[20]。
图1年兰德公司的资金收入分布图
来源：兰德公司官方网站，图2同。
（3）政府财政拨款。政府为智库进行财政拨款，主要见于亚洲国家的智库。例如，在日本就有一些智库直属于政府及各省厅的研究机构，其经费预算均由国家提供，经费充足。成立于年的经济产业研究所，其年的决算报告显示，国家财政拨款占智库总收入的99.2%；委托研究、社会科学普及业务、赞助、科学研究等其他收入仅占0.8%左右[6]。
国际智库的经费来源十分多元，各个智库会根据自身的情况、特长、目标定位、社会网络关系、历史传统等，形成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并不会局限于某一种渠道。与此同时，那些倚重社会捐赠和项目合同收入的智库，根据捐赠协议和合同义务提供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可实际上，政策咨询服务的成果评价相对困难，而且时效性较差，因此绝大多数国际智库很难拥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仅仅是一些顶级的国际智库拥有较为完善的资金筹措渠道。在分析国际智库经验的时候，绝大部分研究者往往聚焦于典型的成功案例，而较少对国际智库筹资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事实上，现有研究往往更